古籍《吕氏春秋》[先秦]吕不韦与其门客.原文及译文

古籍《吕氏春秋》[先秦]吕不韦与其门客.原文及译文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为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秦道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吕氏春秋》作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这说明最早的注释者早已点明《吕氏春秋》以道家为主导思想之特征。

著作概括

《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黄老道家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道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是秦汉道家的代表作之一。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

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就这样写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以道为主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体现了道家的优点与特色。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称之为《吕氏春秋》。 “刻舟求剑”的故事就出自《吕氏春秋·察今》。

吕不韦(战国末年秦国丞相)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 [1-3] 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

扶植秦国质子异人进入秦国政治核心,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前249年以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

庄襄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吕不韦为相邦,号称“仲父”,权倾天下。
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书成之日,悬于国门,声称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此为“一字千金”。

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让其举家迁蜀,吕不韦饮鸩自尽。

内容简介

《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

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对人类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国家治理思维上,古希腊曾经诞生了自然法思想,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主张自然法,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对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现了自然的和谐和完美。人定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会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具体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可能经由人定法来证明,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没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为“恶法”,恶法非法。在中国,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义,但是,老子仅仅强调了“道法自然”,再没有细说。《吕氏春秋》则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十二纪,把人的行为与自然秩序一体化,在自然秩序中验证社会管理的正当性。

著作分篇

《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15篇,共60篇。六十一篇。十二纪者,记十二月令也。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有63篇,八十三篇,八览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六论者,{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杂论各家学说。《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和王晓明的《吕氏春秋通诠》可以作为参考。

各家论述

关于道家

《吕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虚静无为之说,并把它运用于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以道家学术贯穿全书。它说:“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事,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吕氏春秋》认同先秦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它说:“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认为这种表面的“无为”,才能达到“事省而国治”的目的。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其结果必然是君臣职能倒置,造成混乱和危殆。应该说,《吕氏春秋》中的这些见解,来自于老庄而又发展了老庄。

关于儒家

《吕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仁义学说,赞同儒家的孝悌之道。至于法家主张的严刑厚赏,吕氏认为属于“衰世之政”。在这里,吕氏用儒家学说作为批评法家的依据。既然遵从儒家的德治理论,就要承认仁者爱人的血缘来源。在吕氏眼里,父慈子孝是出于本性,“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节葬》)纵观《吕氏春秋》可以发现,其《孝行览》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有一部分同《礼记》重合。它强调:“凡为国家,治天下,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国事万机,纲要在孝。“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孝行》)仁义礼智,均以孝为基石。但是,在其他篇章中,吕氏对儒家学说能否治国也有疑问。“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有度》)在吕不韦眼里,儒家学说好是好,可惜孔门弟子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就更谈不上推广了。不能推广的原因是孔门的仁义之术来自外生变量,只有通达性命之情,把仁义变为内生变量,德治才可实施。而通达性命之情,则要遵循道家的清静无为。由此,吕氏提出了一个对管理者来说十分重要的辩证逻辑:“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似顺》),所以,实现儒家的德治,靠的是来自道家的自然;而道家的无为,恰恰要儒家的有为而成。这一辩证逻辑,正是吕氏参透诸子思想,发扬体行黄老思想的产物。

关于墨家

相对道、儒二家,《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吸收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乐等主张,它基本据弃或予以驳斥。但对尚贤、兼爱之说,还是有所吸收的。《爱类》篇说:“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精通》篇强调:圣人“以爱利民为心”。《圜道》篇赞赏尧、舜“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也与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尚贤主张相一致。《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节葬》,吸收并改造了墨子“薄葬短丧”的思想,主张:人死虽不为鬼,亦无知觉,但出于活着的亲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仪节,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扬之墓也”,故此厚葬是无益的。那么社会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风呢?《节葬篇》说:“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这一见解比起墨子的节葬观,更显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吕氏春秋》提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名实观,注重类比推理的正确运用,批驳诡辩的名辩思想,显然也是吸收、继承了《墨经》中的优秀思想。

关于法家

《吕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变法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事易时移,变法宜矣。”这些观点显然与商、韩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吕氏春秋》对于法家“惨礉少恩”的一面,对于《韩非子》中的种种阴谋权术,是拒斥不取的。

关于农家

该书《士容论》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显然是农家之言。《上农》篇重视农业生产,其理由是:“古先圣之所以导其民也,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这就是说,倡导重农,不仅为了生产,还有“贵其志”的目的。它接着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境安,主位尊。”当然,《吕氏春秋》重农并不排商,它主张先农后商,与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农抑商政策,是有区别的。

关于兵家

对于用兵作战,吕氏继承发展了老子”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这一份文化遗产,尤其是它总结出的“义务必胜”的思想,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观点。明确反对墨家的偃兵观。他强调,人类的争斗是自古以来存在的,所以军事不可少。“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家无笞杖,竖子就会为非作歹;国无刑罚,百姓就会侵凌掠夺;天下无兵,诸侯就会攻战不已。所以,用兵如用药,“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荡兵》)如果仅仅强调非攻而不是赏有义而伐不义,就会助长无道。需要注意的是,吕氏在反对偃兵的同时,他所说的义兵,也从侧面批评了不讲道义只讲强国的霸道思想。

综上所述,历史上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并不是混杂不分,毫无原则的。《吕氏春秋》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以道为主贯通各家学说,用平等的眼光对待各家学术,但不取鬼神、迷信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比较进步的思想。如对于儒家,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修齐治平思想;对于墨家,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对于法家,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吕氏春秋》虽采取各家学说,但所采取的观点之间,并不牴牾。因此,《吕氏春秋》可谓“杂而不杂”,具有博综众家的融合倾向。古代的遗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战国诸子如杨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作早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中却能找到有关他们的资料,而且因为它成书在战国末期,和这些思想家相隔的时间较近,所以史料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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