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之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的服饰,大体上沿袭秦汉旧制。中原地区的服饰吸纳了北方民族的服饰特点,衣服更加紧身,更加合体。传统的服饰样式逐渐消失。而被称为胡服的西北民族服饰,逐渐成为社会上的普通装束。男子首服,以幅巾为主,其风气始于汉末,王公名士以礼冠为累赘,纷纷摘冠戴巾,以幅巾扎发,头部的紧坠感一扫而空。这一风气沿袭到魏晋,也可以视为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风度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南北文化交流频繁,互相影响。男方的服饰影响着北方,尤其是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以汉服取代胡服,说汉话,原本是鲜卑少数民族政权的北魏完成了汉化的改革,其官制、文化都与汉民族相似。

同样,北方民族的服饰也影响着男方的汉族,来自于游牧民族的褶裤,先是成为军戎之服,后来推广到社会,成为男女共用的服饰款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服装有衫、袄、襦、裤、袍,其中长衫最具时代性。《宋书·徐湛之传》:“初,高祖微时,贫陋过甚,尝自往新洲伐荻,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衫指短袖单衣。夏天为了凉快,喜穿半袖衫。文人雅士最喜欢穿衫,宽大的衫子成为魏晋时期最具个性化的服饰,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就常穿宽大的衫子。竹林七贤基本上都做过官,但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放弃官职,甘做山野之人,抚琴长啸,寄情山林。他们的服饰不是官服,而是百姓的服饰。

由于不受礼教束缚,魏晋时期的人们服饰日趋宽大,不仅在朝的官员褒衣博带,裙子下长曳地,形制宽广;文人、庶民的服饰同样追求宽大、飘逸之风。《宋书·周朗传》云:“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衣裳的宽大程度是原来衣裳的一倍。上有喜好,下必效仿,魏晋社会追求飘逸之美,宽衣大袖成了社会风尚。

魏晋何以会出现服饰趋向宽大的风格?这一时期玄学盛行,重清淡,人们吃药成风,服用五石散。服了药物,体内热量散发不出去,皮肤干燥,与衣服相摩擦,容易溃烂。因此必须穿着宽大的衣裳,以避免皮肤溃烂。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服了五石散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服,吃热的东西。但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服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换言之,外在的条件,主要是身体的因素,使之必须“褒衣博带”。魏晋人服饰的飘逸,并非仅仅为了表现仙风道骨,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歪打正着,形成了飘逸洒脱的服饰风尚。

耕作的农夫及体力劳动者,工作时以短衣长裤为主,腿部裹带,那是为了劳作的需要。休息时,短衣长裤也不受欢迎,他们也喜欢宽松的衫子。

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袴褶、裲裆,随着南北民族的交融,在魏晋时期进入汉民族服饰之中,男方的汉人也开始穿着袴褶服。东晋以降,江左士庶皆服袴褶。《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中兴初行经越城,间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遗之”。在东晋时,袴褶不仅作为军服广泛使用,而且也作为私居时的服饰,为百姓与帝王所采用。

受女子之影响,这一时期的男人竞相以穿女服为时尚。《宋书·五行志》载:“魏尚书何晏服女人之衣。”《北齐书·元韶传》称文宣帝“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王嘉《拾遗记》云:“汉哀帝董贤更易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裙。”亦为穿女衣之典。至南朝梁、陈时,一些男子由于常沉湎于女色,居然“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渐为女性化,以美男子着妇人妆自居;同时娈童之风盛行,一般富豪之家,俱以养娈童为乐事。这些风气在当时被视为时尚,进而影响到服饰。

魏晋时期,为便于劳作,基层劳动人民的服饰以瘦、窄、短为特点。从出土的文物、壁画来审视,农民、牧民、屠夫、杂役等人群的服饰,不论男女,其服装上身为窄袖短衫,袖长至腕,衣长则至膝盖,下身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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