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汉服三义新解

服以载道,表里为一

由于汉服的兴起,并非是在一个已经成型的学科体系指导下出现的,而是伴随着民族意识的复苏、传统意识的回归、传统信仰的重建等等多种因素出现的一种社会运动,因此,自其开始,就始终伴随着思想阐发的议题。数百年的文明没落,导致汉服者对汉服的认识以及在复兴实践中秉承的思维,与华夏传统尚有一定距离,远远达不到往古圣贤站在天地人之道的角度制礼作乐那样的高度,亦没有传统士大夫对圣贤之道的领悟。汉服,根本不具备古琴、民间技艺那样的师承关系,所以,早期的汉服提倡者便充当了拓荒者的角色。在这种情形下,对汉服复兴的思想阐发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实质上是追寻华夏之道的探索过程,而汉服复兴要长期开展,缺乏的就是支撑它的体系——学理。

如果说华夏文明是一棵大树,道、术是树干,礼仪、衣冠便是它的枝叶,虽不等同于根本,却可通于根本。我们要进入传统的精神世界,具备了放眼全局的文化视野,才能全面的把握住汉服的文化意义,那么,不妨先解释一下“华夏文明”四个字的字面含义。

《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孔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舜典》疏曰:经天纬地曰文,临照四方曰明。

文,通纹,这个字的本意指事物的内在纹路,引申为事物内在的道理。文,又如何是经天纬地的含义呢,它分为天文和人文:这里天文二字的含义与现代语境中指纯科技的天文不同,而是指天地自然内在的道理,人文是人类社会的运行之道,而圣贤体察到了这种道,便用它来教化百姓,以期天下人都合乎道德礼义。故而,《周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用体察到的合乎天道立足人道的文,来化成天下,就叫做“文化”,这种立足于道而弘扬道的文化四方的精神,就像日月临照四方一样,叫做“明”。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是一句被同道引用过无数次的话。为何中国的文明精神,行之于衣冠礼仪,才是华夏呢?弘扬大道,空口谈论道德仁义发挥不了多少实际作用,需要用具体的器物来承载它,才能变得直观,才能植根于社会现实,而后形成人们乐于接受的活生生的文化形态。

《周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冠在其本源上,是上古圣王用以化成天下的器物,寓有人之为人的美好德行;礼仪是其运用的治术,冠、婚、丧、祭等各种礼仪承载着道德劝导的功能。

衣冠礼仪是用来承载大道的。汉服,仅仅是一层表皮吗?把汉服视为一种表层现象,去争论它与文化内涵的关系,更有甚者,为汉服与内涵谁更重要争吵不休,这只能说是不了解汉服的表现。

汉服三义之新解

根据汉服复兴运动数年来的发展脉络,笔者曾提出汉服群体大致形成了三个流派,即重视民族性者、倾向礼仪风俗者和展现服饰美感者,他们分别对应的是汉服的三种特点——民族、礼俗、审美。在拙作《审美、象征与礼法——认识汉服的层面》和《否极泰来、重开气象——汉服兴起历程及展望》已有相关论述,读者可查看。本文这一部分是对三义做出的更深广的阐发。

将这三种特点置于汉服所处的礼学中思考,逆向推理它所本的文明精神,有助于我们超越无谓的派系纷争,获取广阔的视野。荀子在其著作《礼论》中提出过“礼有三本”的思想,具体解释如下: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礼有三个根本:天地是化生文明的根本,祖先是民族延续的根本,君政先师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没有天地,文明如何化生?没有祖先,民族从哪里产生?没有君政先师之道,怎么能使社会井然有序?这三样即使部分地缺失了,也不会有安宁的人民。所以礼,上事奉天,下事奉地,尊重祖先而推崇君师之道。这是礼的三个根本。

一、天地者,生之本也。汉服的服制、美感乃至其道义内涵化自于天地。人乃天地化育而出,人类文明也化自于天地,人的审美感受和德行践履来自于对天地的理解。

1、服制:圆袂以应规,交领以应矩,阔袖交领取法于先民天圆地方的观念,汉服的纹饰、色彩也均是取法自然的。

2、美感:由于华夏传统天人合一的基本理路,人们的审美观念也由此而来,容易对符合天地自然的事物产生美的感受。汉服的这种美感,是吸引很多人认同它的重要原因。

3、道义:天圆地方的认知,并不是一种古老的错觉,我们并不只因它是传统的才尊重它。《礼记·深衣》对圆袂、交领和后背垂直中缝这样解释:“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可见,汉服化自于天地的结构里,也包含着人们应当践履本于天地之道的道德。外圆而内方,圆润而刚强,方正而厚重,汉服所载之道也。

二、君师者,治之本也。圣贤制礼,以安天下。圣贤体察到了天地人的大道,为了弘扬之,便以衣冠承载道的器物,以礼仪为弘扬道的方法。衣冠整,而礼仪齐,人们了解并认同了衣冠,才能体悟到礼仪本于人情、整饬人际与和合天人的作用。

三、先祖者,类之本也。礼学三本的这一本是类别之本,体现在汉服方面则是指汉服具有的民族性。

1、本于民族:在汉服复兴的历史中,民族性始终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对于很多同道来说,可谓是他们投身于汉服事业的原动力。

2、进于文化:汉服连同它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通过礼仪的方式,将文化传承与个体的生命历程融合为一体。汉服,是汉人的第二层皮肤,它给与了我们特有的仪表举止,框定了我们与其他族群的区别。

3、达于博远:古人讲华夷之辩,乃是认为华夏为有道德礼义的文明人,夷狄是道德礼仪教化之外的野蛮人,华夏是高于夷狄的天道化成之民,天生担负着弘扬大道教化万族的使命,而非与其他族群同一性质的民族。我们之所以将华夷之辩错误的理解为民族主义,是因为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时,中国已经没有道化天下的恢弘气度,华夏已不存在,中国沦为苍白的地理和政治概念,汉人只是与满人、蒙古人等并列的民族了。

对民族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否定汉文明的普世价值,对普世价值的弘扬,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汉人的民族性。不同的族群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各种文化都打上了原创族群的烙印,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民族性的文化。譬如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大量吸收了儒家与道家的理论,演化为汉传佛教,但是仍然保留着果报、轮回之类的印度色彩。又如基督教,即便现在成为世界性宗教,也仍然延续原创者犹太人的一神教意识和人类原罪的教义。同样,也不存在没有文化内涵的民族性,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民族长久立足于世,它的民族性也就无从谈起。我们谈起某种文化的时候,必然意味着含有民族性的一面,而谈起民族性的时候,也必然指向某种相应的文化精神。

华夏复兴,本于民族,进于文化,达于博远,再现华夏雄浑而恢弘的泱泱宗风。

汉服三义之关系

在敝人之前的论述中,汉服三义只是就汉服审美、民族和礼俗的属性做出的解释,阐述了汉服复兴需要兼重三者,但未阐述为何要兼重,以及兼重三者需要站在何种角度。为解答部分同道的询问,敝人对汉服三义进一步阐发,转为立足于天地人之道,由华夏之本阐释汉服的义理。

“天地者,生之本”。这一义,指汉服取法于天地的服制、美感和道德。天圆,是说人的行动如天一样圆通而不失刚强;地方,是说人的德行如大地一样厚重而能承载万物。故《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圆地方,圆通而方正,非几何意义上的圆与方。此为汉服的天地之道。

“君师者,治之本也”。这一义,指圣王先师以衣冠礼仪作为治世的方法。此为汉服的人之道。

“先祖者,类之本也”。这一义,立足于民族,而延展为民族文化,进一步达于华夏文化的理想。汉人的民族意识,在道义层面上说,是捍卫道义之化的文明之地。华夏文明,立足于民族而高于民族。《春秋》异内外经义: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修己及人,由近及远,终极理想是治近太平。自己不正,则无法正他人。立足于本族,放眼于世界,是王者布政施教的开端。华夏是务实的文明,将人们带入郁郁人文的世界,而非虚幻的宗教彼岸世界,它的终极理想,就是天地人之道在人类社会现实中的实现。

“类之本”一义,实质上起着勾连天地之道与人道的作用。

天地人三道,上为天,下为地,中间为人,而以“类之本”勾连三者,三横一竖,便是一个“王”字。参通天地人之道,华夏王道也。

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也。《春秋繁露》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古代的造字者,把三横加上连同的一竖叫做王,是为了解释王者就是参通天地人三者的人。上古有参通天地人三者的,成为了圣王,而秉承天地人合一的文明精神,便是尊崇王道。

由此我们得知,汉服三义是天地人之道在汉服文化中的体现,兼重汉服三义便是践履天地人合一的华夏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王道①。

然而,天道高远难求,非人人所能及,地道厚重宏阔,常人亦有难度。我们只得一步一步来,从践履人道(汉服的礼俗)开始,兼重地道(厚德可载物),遥望天道(传统信仰),不忘勾连三者的类之本(民族性)。“王”字去掉代表天的上面一横,缩短代表地的下面一横,成为“士” ②字,士道是王道的一部分,是小的王道。也就是说,能兼重汉服三义,最基本的要求是具备士人的品格。

民族、礼俗与审美三特征本是汉服内在的属性,因受制于客观环境,人们看到不同侧面,故而形成了更重视某一特点的流派。他们执其一端论其所长使汉服复兴出现不同的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可避免的遇到瓶颈,几年来的汉服复兴实践已表明单纯的路线渐次遭遇寒潮。《尚书·武成》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平平。只有不偏颇于任何一面,兼重总体,取乎其中,才能合乎王道。

汉服之学的三形态

汉服研究主要分为三种:

1、思想类或者说思辨类,对应着义理之学,修道之学,是圣学立身成教的根本,为汉服复兴所本之道;

2、礼仪风俗类,对应着礼俗之学,践履之学,是圣学经略天下的治术,为汉服复兴所行之术;

3、服制考据类,对应着考据之学,器物之学,是圣学化民成俗的器物,为汉服复兴所用之器。

圣贤以衣冠礼仪化民成俗,而文德行于天下。衣冠,乃其所用之器物,礼仪,乃其所用之治术。如何用此器、此术?这需要站在华夏之道角度的义理阐发,有此道,衣冠方为合道之器,礼仪方为合道之术。

道,是汉服的理论思辨之学;器,是汉服的考据制作之学;术,是汉服的礼俗实践之学。汉服研究中的思想阐发、服制考据、礼俗实践,分别对应汉服文化的道、术、器三个层面。

只拘泥于思想探索的义理之学,知道了汉服的道而不熟知其器物,道也无法推行,难免流于清谈。只迷恋于服制研究的考据之学,详察汉服的器物层面而不通其道,难免停留于纯学术研究,而无法使汉服成为活文化,甚至出现反对汉服的考据者。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道、器两方面兼重,而以术行之(礼俗实践),共同组成了汉服复兴的基本脉络。

汉服三义的任何一义,都本于道,用于术,形于器。道、器、术三者备,汉服之学便可通达无碍了。

后记:大道立,理论废

由汉服三义,进于礼之三本,再进于王道,并不只是思想的推理,而是心灵体悟的呈现。理论体现的追寻事物内在规律的过程,是理性思维的延展,它只是一个过程,而非终极。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有终极的,这个终极就是进乎道境,而后据道以言德,探索思想的理论思辨便转化为本于大道的义理阐释。

国人思维西化已深,思想议题往往带有很浓的逻辑论证式的西学特点,而中国学问是心灵体悟式的。走出西式学术论证的理路,完成向中国学问心灵体悟的蜕变,才能由思想进乎修为,摆脱繁杂的概念纠缠,进乎道境。如果只迷恋于理性推理,思想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自己无法驾驭。

故而,大道立,理论废。义理之学立,则汉服复兴所本之思想合乎大道,理论探索可告一段落。“返诸本,求诸己”,将所追寻之道化入实践中,力行可以近乎仁,士人的修为便是践履济世的情怀而获得心灵的证悟。

注:

①,王道并不等同于儒家,对王道采取同样解释的也有黄老道家经典《黄帝四经》。

②,典籍中并未如此解释过“士”与士道,笔者只是借助字形阐释其中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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