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初』访问对象
邹启山：文化部外联局国际处调研员
王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昆曲研究会副会长
王 路：中国艺术研究院数据库管理中心主任、前外事处处长
时 间1：2008年12月4日上午
2：12月5日上午10时—11时
3：12月5日上午11时—12时
地 点1：文化部3楼餐厅
2：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3：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管理中心
就在中国政府举办首届昆剧艺术节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开始启动一个影响深远、惠及千秋万代的文化项目。
2000年，设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时启动了两个项目，一是“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二是制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随着人类的进步，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遭到灭顶之灾，面临众多的文化遗产濒临灭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忧虑重重，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尤其是感觉到文化官员的责任，他们开始行动了。
宣布代表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第一个大型行动计划。
联合国的行动却受到成员国的一致欢迎。
2001年5月18日，教科文组织总部，专家列坐，记者云集，各国代表端坐聆听，只见松浦晃一郎微露笑意，眉宇间却更多蓄积了的严肃和责任——公布了19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昆曲位列其中。
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大使张崇礼走上主席台，庄重接受的那一刻，中国昆曲的历史就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代表作”改为“名录”
在2001年、2003年、2005年三次宣布代表作期间，教科文组织的107个成员国提交了153份申报材料。入选的分别为19项、28项、43项。总共是90项。
昆曲搭上了“头班车”。
现在中国有四项：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与内蒙古人民共和国联合申报的），是世界上入选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
2003年，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公约》，并于30个月之后的2006年4月20日生效。
这样，对遗产的概念及其抢救和保护的认识，都因为《公约》的制定而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公约》的着重点不在物质遗产本身，而更在于遗产的动态进程。
必须说明的是，“公约”生效以后，“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名称改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且，已经入选的和今后新入选的，一律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是倡导者之一
采访中往往听到这么一个说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昆曲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昆曲的保护了，云云。
事实上，从前文就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早就开始昆曲的抢救保护工作。
尤其是，中国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倡导者之一！
2009年3月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非常明确地对我说，中国是倡导者之一，中国也是第一批签约国。
还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一上任就来中国拜访我，提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当时我告诉他，中国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叫文物，是以物质为载体的，要么陶瓷，要么青铜器，要么古建筑，这都叫文物，而口头文化遗产呢，是以人为载体的，这些概念都是我提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的，是口传心授的，因此，保护传承人就很重要。”
所以，不是说“响应”联合国号召，中国本身就是倡导者！
艺术研究院申报有功
2009年3月4日，王文章副部长对我说——
昆曲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孙家正部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让外联局分管，具体交给艺术研究院。
申报过程非常艰难！我们报了联合国以后，联合国又打回来，又修改，包括制作两个小时影像资料啊，还有10分钟的VCD的说明，这10分钟制作就包括历史价值、现状、传承的意义，现在遇到的困难等等，要10分钟就看的明白，看不清楚的话就看两个小时的录像带。我们就又成立一个专家组，有10个人左右，专门收集音像资料，来讨论，论证，这样就做了一个10分钟的VCD，2个小时的录像带，全面的说明昆曲的渊源、形成、发展、文化背景、今天遇到的困境，我们在传承方面做的工作，包括措施，这十几分钟就要说的清楚，这个难度很大。
修改以后报到联合国，联合国又打了回来。修改后要制作录像资料。我们没有专业的录音棚啊，就到中央电视台去，他们说只有晚上3点以后有时间，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去，只能这个时候去。包括第二年申报古琴的时候，也是这样，凌晨两三点去。这样反复三四次修改，最后才通过。
当时我们没有钱，资金比较紧张，我们做单子、文本都是拿别的资金填补的。有人问我，部长给不给钱？我说给不给钱我们都要做下去，这是大事情。那时我们很困难，那时我们研究院人均收入是北京在职人均收入的67%，达不到北京在职职工的人均水平。那时没有钱，但是没有钱我们也要做好这件事情。
最后，申报成功了，文化部给了15万元，不是奖励，只能算是补偿吧。
现在有钱了，每次申报，财政部给300万。
就如昆剧艺术节一样，苏州在最困难的时候接手承办了，所以，文化部决定昆曲节“永远落户苏州！”
同样，申报世界遗产，也应该是“永远”由艺术研究院承办吧？
报材料就像打仗一样紧张
邹启山——
2000年，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工作，具体负责与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合作事务。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代表作”的申报工作。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宣布以后，我们反应很快，主动给国内建议，给文化部传真了有关资料，还提出，一定要争取搭上“头班车”！
孙家正部长很重视，立即安排外联局准备，召集专家论证。
这样，我们在国外，在“前方”，也可以说是“前锋”，国内呢，文化部外联局国际处副处长张敏、中国艺术研究院外事处处长王路、戏曲研究所所长王安葵，“三驾马车”，全力以赴。
申报的标准有一条，就是快要消亡的。所以我们考虑，要是表演艺术最好，因为可以看得见的。消亡的东西很多啊，昆曲也是之一，但她还有六大院团在，是既有消亡危险，又可以争取抢救的。这样比较有共识。
撰写文稿是专家集体讨论的，执笔是王安葵，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因为谁都不懂，谁都是生平头一回，开始连名称也没有弄清楚，只是冥冥之中好象有个什么声音在呼唤似的，总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一定要全力以赴，争取赶上“头班车”！
我们从来没做过，所有的程序、材料，都是学中干，干中学的。这样，传真、电报、电子邮件，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光传真就好几十回，而且一传就是一大堆！
记得有一回，是快要到截止日期了，录像资料还没有修改送来。我们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中心，可以说是心急如焚！过期不侯啊！急中急的办法，就是赶紧做，做好了，赶紧送来。
那边电话说好了，马上去寄特快。
我说，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
我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正好，这之前，欧洲迪斯尼将花木兰的电影改编了，让杂技演员来演出，在国内挑选了演员，经过排练，要到巴黎来。就马上联系，让他们将这10分钟的录像带，飞过遥远的长空，直接带到了巴黎！
这天是星期六，演出队住在迪斯尼乐园，还要准备演出什么，也是忙的不亦乐乎。真个急煞人也么哥！也容不得我犹豫选择，马上决定自己开车，就像打仗似的，赶往离巴黎市区三四十公里的迪斯尼乐园！
迪斯尼游人如织，眼花缭乱的大千世界，好不容易找到中国杂技队的人。拿到录像，如获至宝！
可是，就在去教科文组织送录像的路上，忽然才发现，录像却还没有配音！
没配音，等于一盒哑巴带，送了也白送。
急的团团转，汗珠子沁脑门。也是急中生智，突然想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科的钱先生，就掉转车头，风驰电掣般赶去找他，也没有报酬，也没有客套，就是说事情十万火急，务必请他帮忙！
钱先生就连夜翻译，连夜配音……
不分第一第二 昆曲是全票
特别要说明的是，“代表作”没有排名，没有先后，都是按照英文字母来排列的，都是一样的平等的，不存在谁是第一的问题。
世界博物馆日，中央电视台采访我，意思是中国的昆曲是第一名，我说不是的，其实是并列的。
只是，评委主席后来说，19项“代表作”，只有4项是全票通过的，其中就包括了昆曲。
申报成功，没有奖励
申报成功，不仅给昆曲带来莫大的发展机遇，而且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其效应是巨大的。
今年，清明、端午、中秋，都有法定假日，不能不说同非遗的工作是有直接关系。
体育健儿拿个什么冠军，各级政府就几十万几百万地奖励，而这样影响整个中国文化的大事，别说国家了，就连文化部也没有给有关人员任何奖励。
后来我说，申报成功，亏了多少好人的帮忙啊，可是我们没有给他们任何奖励，连起码的一点表示都没有。
集体智慧获胜
王安葵——
当时，我是戏曲研究所的所长。我想，首先是：报什么？艺术研究院组成了一个专家班子，进行讨论，开始的方案并不集中，中国的遗产太多，平时不注意，一旦要选出一个或几个申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有些眼花缭乱，不知道选哪一个好了。
讨论反复了好几次，最后渐渐形成了共识，对象和范围比较集中了：昆曲、古琴、蒙古长调、剪纸、川剧。
大体意见出来后，有关的专家就争先恐后，分头准备材料。
申报昆曲的材料确定由我来写。
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表格，大体上是三方面的意思：文化的价值；濒危的程度、原因；保护、传承的措施。
对昆曲，我以前也是一般了解，没有专门研究过。现在要我写，时间又很急，不容有丝毫耽搁。好在研究院资料比较多，就翻阅，不是大海捞针，也是急用先学，好不容易写了个初稿，拿到专家委员会讨论。
这次讨论是5份材料，5个表格一起研究的。大家提出了修改意见。我就再加工，再拿出来讨论，不仅是内容的修改补充，还要确定五个中哪一个是首选。好在争论不是很大，意见相对集中，从艺术价值，存在范围和抢救可能等各方面考虑，专家组比较倾向于昆曲。
专家意见向文化部外联局汇报。外联局又按程序报给部长。
文化部部长会议确定，同意专家们的意见，首选昆曲。其余4项做为备选。
很难啊，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就连一些词语，除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个名称在来函中已经是中文外，其他的，好多词语怎么理解都没清楚哪！比如，“文化空间”、“社区”，什么意思，怎么理解，怎么填写？连什么意思都没有弄懂，怎么可能填好呢？于是再斟酌，再琢磨，再修改。
除了文字，还要录像资料。幸亏录音录像室未雨绸缪，很早就在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沪生等人的努力下，做了不少资料性工作，现在用起来就省力多了！刘沪生和录音录像室的人一起，日夜查阅、寻找、编辑、剪辑，做了个片子。
表格和录像资料做好后，通过外联局送到巴黎。
研究所的人松了一口气，可是，没几天，反馈的意见来了，还要加工修改……
应该说，这次成功，是凝聚了集体智慧和汗水。而且，前人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早在1959年，张庚任副院长时，就组织编写了《中国戏曲论著集成》，还有《昆曲曲谱》，院里也收藏了很多。北昆韩世昌、南昆俞振飞，等等，都做了录像资料。
申报成功后，戏曲研究所又出版了《昆曲理论研究丛书》10本。
昆曲昆剧通用
当天晚上，作者给王安葵先生电话，问及：中国申报时写的“昆曲”还是“昆剧”？
他说，是昆曲。昆剧比较明确，就是戏剧的意思，而昆曲还包括了清唱，含义反而比较广泛。
又，吴新雷老师说，其实在清代中后期，昆曲与昆剧就同义并称了。所以，昆曲与昆剧，应该是可以通用的。
修成正果不言苦
王路——
当时做的非常辛苦！因为没有做过，也不了解这件事情究竟有多么重要。
王安葵的压力很大，因为他是头一道程序，都催他。他弄好了，我们外事处三个人负责翻译。对一些关键词语，都是反复推敲才定的。
送去了又要重新写，就是有些不合规范，不符合联合国组织的要求，就催他再改，天天催，天天给他电话，他改了我们再翻译。翻译好了再送。
一点也不能马虎，一刻也不敢耽误。有一次怕来不及，我骑了自行车到音乐研究所（片子是音乐研究所制作的），拿到了就直接到邮局用快件寄出了。
写了、做了、申报了，一次又一次修改了。能不能修成正果？谁都没有底。到了2001年三、四月份，巴黎传来的消息说是没问题，可是只要没有正式公布，谁也不敢保证不出意外。
日子是在煎熬中度过的。5月18日，我陪曲润海去香港开会，因为时差，中国方面还没法得到巴黎会议的消息。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香港的，因为想起来大家辛辛苦苦那么多不说，就昆曲本身而言，那么美雅的艺术，如果不能搭上“头班车”，岂不是冤哉枉也！
两天后，我在香港看到《明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昆曲被列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的消息！
那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大家都知道我平时说话慢声慢语的，这时却去买了一张电话卡，马上给一起参加翻译的蔡良玉、蔡玉琴打电话，急吼吼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们…… （转 杨守松 环球昆曲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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