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师徒的那些事儿

师徒关系,在过去主要是靠“天地君亲师”的天然权威,以及很多带有迷信色彩的行规、门规来维系的。但现在是科学昌明、提倡法制的时代,过去的很多办法已经自然淘汰了。

在过去无论学什么技艺,师徒之间是要签一个契约的,但契约的很多条款是现在的法治社会所无法想象的,比如“天灾病疾,各由天命”、“打骂责罚,听凭师命”之类。而且对于这些现在看来不合法的条款,孩子父母在当时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并无不妥。但不可否认,就是这么一些看似不合法的约定,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是个顶个的人尖儿。无论技艺还是操行,都是出类拔萃的。反观当今的法治社会下的师徒关系,简直乱象丛生,令人大摇其头。

老客也眼见或听闻了一些按照老式传承方式学琴的琴友的师徒关系,发现这种关系在当今社会下变得很尴尬、很无奈。因为过去的“天地君亲师”的权威早已崩坍,而人们的法制意识又普遍提高,所以过去那种师父约束手段已然失去效力,而且当今的琴圈也并没有一个象过去的行会那样的组织,具有“最终裁决权”,足以对欺师灭祖、违背行规的行为起到威慑作用……这种情况下,违规成本几乎为零,那么做弟子的出现各种无操守、无底线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比如有的弟子,在未取得师父的同意或谅解的情况下,又拜其他人为师……有的弟子未及出师,便迫不及待地开馆授徒……甚至有的弟子为了名利,转拜了比自己的师父名气更大、辈分更高的人为师……如此作为,所图无非名利,而“品德”二字,视同无物矣……真如孔子当年所慨叹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为弟子者,当守本分,为人师者,更须讲究师德。当今好多开馆授徒者,身为人师,却不务师德,或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或与商家合谋,坑骗弟子;或以为某领导弹琴为荣,到处标榜。须知上行下效、言教不如身教之理,此等“师父”,即非有心为恶,但所教弟子有样学样,则当今琴圈之乱,此等“师父”难辞其咎。

俗话说“徒寻师三年,师寻徒三年”,可见互相认可的师徒相遇之难!过去的师父,都是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的,尤其是到了晚年,深恐先辈的琴学在自己手上中断,一旦遇到人品、悟性、毅力俱佳的人,便不惜以降阶之礼,恳请对方拜师。当年沈草农先生遇见蔡德允女史、张玉瑾先生遇见张薇女史,皆是多次登门动员对方学琴,最终收为弟子。此等高义,较之当今那些为人师者,低三下四、百般迁就以求扩大生源的做法,不啻天渊。

过去对于那些出了师的弟子,师父是允许他们开馆授徒的;而对于没有出师,或师父认为不具备为人师资格的弟子,是不允许开馆授徒的。但当今的琴圈,已经没有任何约束了。有的人只是跟某些古琴大师学过几个曲子,甚至只是参加古琴活动时与某些大师合过影,就可以以该大师弟子的名义收徒,学费倍增。我想,这些屡屡躺枪的大师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打着他们的旗号赚钱,更别说约束了。与此相呼应的,还有另一种怪现象,就是某些略有名气的琴人,大办各种“古琴师资班”,集训一周或半月,便发给结业证明,凭此证明可以在当地开馆授徒。不仅如此,还鼓励、协助全国各地的学生跑马圈地、抢滩登陆般地开馆授徒——这种方式,说白了就是一种“开分店”或“加盟”的方式,完全变成一种商业行为中的恶性竞争了。

据老客孤陋寡闻所了解的,目前的琴圈,似乎只听说过李禹贤先生对于弟子教琴的资格有明确的约束手段。据李禹贤先生的弟子讲:李先生生前对于有资格教琴的弟子,会鼓励他们教琴,并出具“师资证明”;而对那些不具备教琴资格却想开馆授徒的弟子,李先生会半开玩笑地说“你敢开馆,我就去给你砸了”……象李先生这种做法,尚存古人遗意,值得效法。

作为一脉的传承中的承载者,师父的人生智慧和识人能力至关重要。但不可否认,有很多为人师者,自身的琴学素养和个人品行无可指责,但处理人际关系和察人识人方面却不尽如人意。因此之故,弟子中间,便出现了“忠臣”和“奸臣”,“君子”和“小人”斗法的局面——这么说看似有辱斯文,但现实中却是到处可见的。比如有的弟子善于揣摩师意,曲意迎合,便甚得师父欢心;而那些中厚木讷、不善言辞的弟子,便遭到冷落……这都是日后大乱的伏笔,不可不察。

由此可见,师徒关系虽然只是众多社会关系之一种,但也能反映世事人情之一斑。为人师者、为弟子者,可不谨慎处之乎?(作者:弄墨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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