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晓莲:亲历古琴冷与热

难以数计的中国古老乐器都烟消云散了,比如篪、尺八、箜篌、胡笳等,今天我们只能在《辞海》或专业而冷僻的音乐典籍中看到它们枯枝败叶的形象,也无法想象古人如何操持。但外形极简约的古琴传了下来,这主要得益于高山流水的知识分子,中国文人一直将古琴视作自己的生命伴侣。倾听与诉说两种功能结合得最完善的,当数古琴。琴、棋、书、画是文人的必具修养,抚琴、挂画、品茶、闻香又是文人的四大雅趣。这里的琴,古称瑶琴、七弦琴,到了20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并非体形稍大一点的古筝。

抱琴看鹤去,枕石待云归——文人墨客对这个意境神往不已。

“现在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外面的世界太嘈杂了,嘈杂得快放不下一张古琴了。”戴晓莲对记者说。阳春三月的一个下午,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授课的时间到了,三个学生如约而至,开门间隙,二胡或琵琶的声响就从扁扁的门缝里钻进来,这个楼面是民乐系的。师生坐下后,先喝一杯乌龙茶,让心静下来,手机关了,戴老师约略点头,一个学生就将手指按在弦上,乐声响起,记者听出是《渔樵问答》,从地老天荒传来的内心沉吟。

戴晓莲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她学琴教琴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古琴这门艺术在当代中国忽冷忽热,忽上忽下,为主流社会弃如敝屣,又捧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戏剧性命运。尤其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喧腾声中,对“当春乃发生”的“古琴热”现象,提供一种可以冷静分析的样本。

命若悬弦,可能就是古琴近百年来的身世写照。

在油氽花生米的刺激下偷偷学琴

1971年末,林彪事件宣告了“文革”的失败,社会环境有所松动,当时上海出现了学琴热,光是学小提琴的就有十万之众——以中小学生为主,那么民族乐器也有人在学了。随着以一曲《战台风》而名动神州的筝成为古为今用的成功范例,那么古琴这个老古董也允许露面了,至少不会有人像阿Q造反时冲进尼姑庵那样再革它一革。

这个时候,张子谦老先生从牛棚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家。张子谦是谁?他就是戴晓莲的叔外公,著名的广陵派古琴家、古琴教育家,曾以一曲《龙翔操》而驰名琴坛,被誉为“张龙翔”。他20岁时到上海谋生,几乎一辈子操琴,在我国近现代琴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他把琴曲中频繁的速度变化转换为一种独特语音乐言,既不同于管平湖的雄健高古,也不同于吴景略的流美绚丽,而是表达出一种极具自我意识、气息宽广、随心所欲的心声,体现了一种韵律之美,开创了琴坛生机勃勃的新风气。张子谦在建国前参与“今虞琴社”的创办,并接待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建国后整理出《秋吟》、《楚歌》等古曲,带出了一批学生,还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几部动画片配过乐。这样一位民乐专家,至“文革”一来,自然成了封资修的老朽,送进牛棚。

好了,这个老古董回家了,戴晓莲此时还在读小学二年级,顽皮得像个男孩,对古琴一窍不通。她对记者说:“我们是住在楼上楼下的,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趴在九叔公家窗前窥视他在干什么,看到他在弹琴,就推门进去坐在边上听一会。当时学校里不读什么书,九叔公看到我玩的时间太多,就有意让我跟他学习弹琴,我想,那就白相相吧,从此每天放学后就到他家学琴了。他从来不教看谱,弹一句我就跟一句,哪个位置,哪个手指,哪样音调,但到了第二天我就忘得一干二净。他从不严责我,只是长吁短叹:‘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笨死了!又忘啦?’如果玩得像点样子了,他就会拿出油氽花生米奖励我。”

当然,此时古琴还没有像筝那样被主流意识形态“招安”,学琴只能关起门来学,鬼鬼祟祟的跟偷听敌台差不多。张子谦反复叮嘱戴晓莲和她的父母:在外人面前千万不能提“古琴”两字。但日子一久邻居还是知道了,点拨小姑娘:“这个琴是‘四旧’啊,早就扫进历史垃圾箱了,还学它干什么?你既不能靠它找工作,到了工厂、农村也没人欣赏,到头来总是一场空。”

小姑娘戴晓莲犹豫了,但她又在九叔公家里看到不少青年人来学琴,极其虔诚的神情甚至让她困惑不解。“有一个叫冯舜钦的,是开公交车的,他痴迷古琴,弹奏,还在民间搜集。他三天两头来九叔公家,有时候为了一句旋律的精准表达,他不惜反复弹上一百多遍。来得最多的就是吴文光、龚一、成公亮和林友仁,应该说他们是古琴沉默年代的中青年古琴家。龚一、林友仁住在上海,自行车一蹬就到,吴文光和成公亮在外地,要利用来沪出差的机会来拜访九叔公。有一次,吴文光带来了他的新改编曲《浏阳河》,来九叔公家一弹,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原来古琴还能演奏符合时代要求的音乐!我对新事物也是很有兴趣的,当即讨教吴文光,九叔公马上对吴文光说:‘对!教教晓莲!’转而又自嘲:‘吾已老朽,弹不了了。’”

在张子谦“太笨了”的温和责备声中,加上油氽花生米的刺激,小学生戴晓莲慢慢学会了看减字谱,简单一点的古曲也弹得有点像了。九叔公家里来了客人,也会让初生之犊为客人献上一曲。“到了十三四岁,我就能弹他的老三曲《龙翔操》、《平沙落雁》、《梅花三弄》。那时他就夸我指力好,弹得轻重强弱各有分寸,他对我指甲的天生条件也很满意。指甲的好坏在于,一是硬度,二是甲面的大小和弧度。在我考大学时考官还考察考生的指甲条件,现在根本不提了。”戴晓莲说。

“文革”终于收场了,弹古琴不再避人耳目。张子谦成了出土文物,来拜访、看他弹琴的人越来越多,戴晓莲由此见到许多古琴界人士,有些名头还是很大的,比如沈仲章。由此她发现在中国玩古琴的还有这么多人!也因此,她真切地感受到古琴家之间的情谊与人品,真如古诗所形容的那样,绝对是高山流水,以心相托,或者清风明月。在这种气氛熏陶下,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戴晓莲琴艺突飞猛进,1983年,她就与张子谦、沈仲章等大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琴打谱经验交流会。

一个学生,一个老师

打谱,这是什么玩意儿?简单地说吧,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琴曲谱有150多种,其中已经有700多首古曲没有音响资料,也就是说后人不知怎么样弹奏,成了“绝响”。在古代学琴,一般是师徒口口相传,琴谱只注明指法,不表明音符、音节的长度,不像五线谱那样严谨记录每一音符的高低、强弱、长短,拿起来就可演奏。那么要使死去的古琴曲复活,必须由后人根据传世的减字谱,悉心领会古曲的诗意与境界,慢慢破译旋律与音符长短、轻重、徐疾、抑扬等密码,使之成为一首可以演奏的曲子。这情景有点像给古文断句、补字,但难度又远远不止这些,还得加上注释,今译等。一个大师级的古琴家,比如张子谦,一生中也就临深履薄地打过十来首谱。

“打谱是很难的,过去说是‘三年一大曲,三月一小曲’,打成一首大曲需要三年时间,打成了,要在圈子里试奏,大家认可了才行。专家不认可的话,你就白干了。打谱如同作曲,有琴家个人的艺术创作在里面,也是琴家演奏风格的体现。”戴晓莲说。

张子谦在“文革”前就受聘于上海民族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70年代后他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师,上音的古琴专业就此恢复。后来他又被聘为上音音乐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那时候,戴晓莲除了见到许多国内的古琴专家,还看到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地的古琴家也相继来上海拜访张子谦。

中学毕业后,戴晓莲就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这一年民乐系只有七个学生,其他六个都是从附中直升上来的,只有她一人是外招的。而整个古琴专业的学生呢,只有她一个人,第一个老师就是她的九叔公张子谦。这个情况很滑稽是不是?教是一样教,区别仅在于从家门转入校门,张与戴确定了官方的师生关系,上音则有了一个古琴专业。主要原因是上音没有专门的古琴老师,后来教戴晓莲的老师如姚丙炎、龚一,都是外聘的。看上去像做游戏一样,但自古以来的口口相传提升为现代艺术教学模式。

孤独,并忘情地弹着古老的琴,这情景倒有点像坐在小溪边弹琴的俞伯牙。果然,1985年毕业时戴晓莲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当时大学还是包分配的,但整个上海没有一家单位有位子给她。其时,在《乡恋》突围之后,邓丽君的情歌在严打之后还是像“一枝黄花”那样疯狂遍及神州大地,紧接而至的是台湾校园歌曲,再后来,轻音乐和电子音乐携手而至,占领大小音乐会的舞台。

十五年的“空白”与高罗佩的“断弦”

所幸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留下了戴晓莲,但一时没有课程设置,她只能在图书馆资料室给唱片编目录。这一干就是7年,弹琴,只能是回家后的自娱或研究。后来,她在校刊发表了一篇论文,校刊主编觉得她的理论素养不错,问她愿不愿意到校报工作?于是在1992年底,她成了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编辑部的编辑。

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后来上音民乐系根据她的专业特长,给她安排了古琴必修、选修课程,此外,她有时还教教外国留学生,但身份一直是模糊的。

当然留学生不管身份不身份,他们对古琴的兴趣与认识,倒比国内有些音乐教授还高。也因此,1991年,在留学生的联系下,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向戴晓莲发出邀请,请她去那里做为期10个月的访问学者。她拿着邀请函请系领导盖章,某领导觉得戴晓莲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没有资格出国做访问学者,这把她气坏了。最后在院有关领导的力挺之下终于成行。

到了荷兰,戴晓莲访问了在海牙居住的汉学家高罗佩的遗孀水世芳女士。“大家今天都知道高罗佩是中国通,写过《中国古代房内考》,把《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还写过《中国迷宫命案》这类推理小说,其实他还研究过古琴。起因是在1943年中国抗战期间,在重庆他认识了水世芳。水世芳出身名门,父亲水钧韶是外交官,后来当过天津市市长。水世芳从知名女校慕贞中学毕业后,考进长沙临时大学,这所学校南迁后并入西南联大。不久,水世芳肄业后进入荷兰驻中国重庆大使馆工作。而此时高罗佩是荷兰驻重庆使馆一秘,两人很快认识了,时年22岁的水世芳会弹古琴,热恋中的高罗佩听她弹琴后对中国的古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保持终身。”

记者为采访戴晓莲,还专门购买并粗读了严晓星编的《高罗佩事辑》一书,得知高罗佩在认识水世芳前就亲炙于古琴大师叶诗梦,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名流组建“天风琴社”,并撰写了《琴道》一书。他在重庆时还购买了不少字画、瓷器、中日韩书籍,还有被人冷落的古琴谱和古琴。

戴晓莲说:“是的,一点不错,我拜访老太太时,她就非常高兴地翻箱倒柜地拿出许多琴谱、信札和手稿让我看,数量之多,不可想象,而且在国内是无法看到的。这让我禁不住感叹: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外国人倒是最有兴趣投入研究的,而我们自己常常妄自菲薄!”

戴晓莲在访荷期间不止一次拜访这位老太太,聊往事,看资料,拍照片,还包饺子给她吃,贵族出身的水世芳离开故土半个世纪,总算吃到了纯正北方风味的饺子。高罗佩留下的两张古琴,断了弦,好久没人弹它了。“高罗佩收藏的中国古琴谱全都捐给了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他夫人对我说:高罗佩了除了一张脸是外国的,其他都是中国的,比我更中国!”

主笔/沈嘉禄,来源于“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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