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古琴奇才,他用金条学琴,在“特殊年代”投湖自尽,年仅35岁!

朱惜辰,原名锡辰,1924年4月17日生于南通富贵巷一号的一个布商家庭。他出生之时,在父亲朱永清的苦心经营下,家境逐渐宽裕。他有一兄一妹,与他各差四岁。

1928—1934年,朱惜辰就读于南通中学实验小学,然后进入南通中学初中部学习,其间曾病休十个月。同学中,邵大苏的长子邵更世(元复)家传琴学,引发了他对琴的最初兴趣。1937年夏,日军战火烧到南通,他一度避难于石港亲戚家中。回到沦陷中的南通城后,他开始向邵更世学习古琴指法,略得梗概。

1938年11月,朱惜辰避难于上海租界。当时很多外地的学校因日军侵扰纷纷迁往上海继续教学,他就从次年2月起先后就读于在上海的南通中学、太仓师范的初中部和扬州中学高中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入租界,朱惜辰再度失学,只得返回南通家中闲居,直到次年3月起就读于设在南通三星镇的海门中学,才得以继续学业。这年7月毕业后,他觉得原名“锡辰”毫无意义,遂取读音相同以及“爱惜光阴”之意,改名为“惜辰”。

也就在这年闲居的最后一个月里,朱惜辰找到了陈心园,请求学琴。陈心园见他态度诚恳、意志坚定,就尽心传授。不久他中学毕业,索性居于家专心学琴。经过一年多的练习揣摩,他已经掌握了梅庵派的十首大小琴曲,陈心园说他“在演奏技巧上能表达梅庵派之风格韵味”。其间,朱惜辰曾于1943年春一度任职于伪清乡政治工作团海门分团,但很快离开。

1943年秋,朱惜辰赴南京就读于伪国立中央大学文史系。这一期间给他影响最大的是几位不拘小节、风度翩然的教授,尤其是当时任教于中大的名作家纪果庵。他读了纪果庵的著作,顿时向往起文艺上取得成就而不理世事、既不愁生计又受人尊敬的超然生活来。等到第二年初,他看到日本大势已衰,汪伪政府就要垮台,担心南京受到轰炸,又想到有几个教授学历并不高,而是靠自学成功的,自己也不妨走这条路,也许能成为学者,于是在3月就辍学回家了。他的大学生涯差不多只有半年。

从此时起到1947年初,朱惜辰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长、也是最快乐的闲居时光。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他整日在家,闭门读书、弹琴。他开始研究《庄子》,发展到开始阅读佛经,一年后便逐渐确定了佛教信仰,并暗自立志,待约略涉猎人生数年(如结婚成家),至中年后当出家修行。因为陈心园兼业中医,他在学习古琴之余对中医也有了兴趣,常买些医书自己研习。在家人、布店店员的眼里,他难得与人交谈,不苟言笑,偶尔出门到庭中,也总是踱着方步若有所思,半夜里却每每弹琴不休,是个与正常人不大相同的怪人。

这样“游手好闲”终究是不成体统的。1947年2月,朱惜辰的哥哥朱惟辰派他去上海,负责一个新添设的营业场所的记账工作。这年年底,徐立孙迁居上海,次年二月出任东南中学教员。经过陈心园的书信引荐,朱惜辰得以直接从徐立孙学琴。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徐立孙的整理指导,琴艺大进。

其间,朱惜辰还得到了多位前辈的传授与指点。他尝从卫仲乐学琴,学费以“小黄鱼”(金条)结算。当时邵冲世住在卫仲乐家附近,白天邵冲世去上班,家中无人,朱惜辰就去她家专心练琴,下午再去卫家。此外,他还在查阜西、张子谦处抄录《潇湘水云》及《渔歌》谱,并在凝神静听查阜西的演奏后自行试弹体会。徐立孙大为嘉许,认为他颖悟过人。

这已经是内战达到高潮的时刻了。乱世之中生意不好做,交通也陷于停顿。1949年初,朱惜辰家在上海的业务结束,但在经过了解放军渡江、上海被攻占之后,直到年底他才回到已经解放了的南通。作为一个不甚了解政治、受旧教育培养起来的人,忽然身处新社会,要学习和适应的事物实在太多了,但更急切的是,此时他的家境已经不再富裕,他也不能再继续做闲居的二东家、记账的“剥削者”,他需要一份工作谋生。

1950年3月,朱惜辰经人介绍,到如东县岔河小学任教;这年秋季又调任于苴镇德耀小学。次年10月,他被调到如东县初中任教并学习,并于1952年夏在扬州苏北区中学教师思想改造委员会学习两个月。10月,他又任教于如东县马塘初中,这一次时间较长,直到四年后任教于如东县中。当时语文分为《汉语》、《文学》两科,他教高中《文学》;现留存下来的他的备课笔记字体端秀,据同事回忆说:“教高中《文学》的徐祥玲、陈邦彦、朱惜辰三位字最好。”

从事文教工作之余,朱惜辰常在假日回到南通,与徐立孙、陈心园等师友相聚。有一年秋季,他在家中摆满了菊花,请徐立孙、陈心园、刘嵩樵等人前来吃蟹、赏菊、弹琴,纵情为欢。他在琴艺上表现出来的天分得到了徐立孙的充分器重。徐立孙甚至说:“就是因为我徒弟弹得比我好,所以我更要天天练!”

1953年,《幽兰》打谱还在酝酿中时,徐立孙在给查阜西的信中推荐朱惜辰也参与到打谱中来。他后来还说:“朱惜辰已经得到了我的真传,是梅庵派的理想传人。他弹的《搔首问天》已胜过我了。”可见他是在有意识的培养朱惜辰,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朱惜辰为人内向,从不夸饰人前。曾从吴宗汉学琴的陆甸坤与他相识有年,却直到1956年在他家中看到琴,始知他善于此道。如果有人请他奏琴,必经固请,才勉强弹一支短曲应付。这种很容易被人误解成傲慢的个性,其实是基于他精神世界的纯粹与自持。他的琴艺之所以超凡出众,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的每一次奏琴,都是精神世界一次全身心的抒发与交流。陆甸坤回忆说:“朱弹琴时有一堪称怪异的现象,便是会不自然而然地如同睡眠后的打鼾,且鼾声颇高。估计此君当时由于神已溶入琴音中,而确实是如同处于睡眠状态下而使然也。”这完全是物我两忘的自然反应。

在经历了“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一系列运动之后,朱惜辰的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除了第一次求职曾在伪清乡政治工作团服务三个月这微不足道的经历,他实在别无任何污点;检讨思想认识,与大多数人也并无特别不同。他还是喜欢闭门弹琴,还是像过去一样少言寡语,不轻易与人交流自己的想法。学校里要他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他不愿意,虽经说服还是同意了,但对领导布置的事情总不是很尽心。

1957年夏,整风、“反右”开始了。第二年上半年,如东县各中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所谓交心运动,是“整风鸣放的逻辑继续”,口头上讲不记账,实际上是改换形式,让大家暴露深层思想,为进一步开展批判寻找靶子。接着,全县中学教师又利用暑期集中到掘港,开展“拔白旗”运动,对思想、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教职工进行“帮助”。斗争虽不像“反右”那样急风骤雨,但也相当激烈。朱惜辰有幸没被划为“右派”,但他重视弹琴超过教学任务、不注意与同事交流思想,成为学校领导与同事批评的重点。上纲上线是难免的,“弹琴是对现实不满”,就意味着有“变天思想”。他接受不了。也许他认为领导对他的定性已经无法改变,也许这时他想起了他最崇拜的屈原,以及他最爱弹的描写屈原内心世界的《搔首问天》,这天晚上,他悄悄离开宿舍,身缚石块,自沉于学校旁边的土山池中。这一年,他三十五岁。他在留下的纸条中控诉:“这是主观主义造成的!”

朱惜辰是抗战后、建国初徐立孙最为重要的弟子,他学琴的十六年已经展露了惊人的才华和无穷的潜力,他的过早去世是梅庵派的重大损失。徐立孙在震惊与痛惜之余,只能用“他相信天上有极乐世界。他觉得这样是去了极乐世界”来宽慰自己与弟子。更令人惋惜的是,经徐立孙的辗转推荐,时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已聘朱惜辰前往任教,调令已抵达学校,只是未及交付他本人。就在这交与不交之间,他的个人命运发生了不可挽回的逆转。

据顾梅羹《〈广陵散古指法考释〉后记》,朱惜辰也参与了《广陵散》打谱,并在1956年之前已经初步打出。但可惜他打谱的《广陵散》谱,至今没有被发现。所幸的是,朱惜辰在1956年夏与陈心园应民族音乐研究所之征,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琴曲《风雷引》、《秋江夜泊》、《搔首问天》、《挟仙游》,多少能让后人欣赏其琴艺之一隅,《风雷引》尤其赢得了极高的评价。查阜西曾记述:“先是吕骥谓余,朱惜辰所奏《风雷引》录音,为1956年所录诸曲之最……”

就在朱惜辰辞世约两月的1958年12月8日,根据他演奏的《风雷引》改编而成的合奏曲参与了国内第一次古琴电视广播。查阜西将他演奏的《风雷引》和《捣衣》(按朱并未录此曲,疑为徐立孙演奏)两首琴曲与管平湖、吴景略和自己的演奏曲目在《中国古代音乐名作讲稿》中予以推介。2006年香港雨果唱片公司出版《梅庵琴韵》激光唱片,收入了他演奏的这四首琴曲,在唱片序文中,成公亮评价说:“他的弹奏技法娴熟、得心应手,气韵生动,其音乐如行云流水,对琴曲的把握有一种艺术大家的风度,令人赞叹。”

朱惜辰所御琴为朱致远斫,名“一天秋”。他去世后,妻子顾畹华将琴长期借给邵磐世使用。“文革”后,为刘嵩樵所得,今存合肥刘赤城处。

本文转载自凌瑞兰女士编著的《现代琴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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