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称“琴奴”,为了一张古琴竟变卖家产!

2003年秋拍,中国嘉德举行“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因为拍品皆为王世襄夫妇六十载所藏珍贵文物,所以这场拍卖非常成功,现场人山人海,拍品成交率100%。其中一把古琴拍价891万元,为本场最高,也是当时古琴拍卖的世界纪录,那就是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

8年后的2011年春拍,中国嘉德又举办“俪松最珍——唐琴‘大圣遗音’”专场,这一次,这一张古琴构成了整个专场。最终,“大圣遗音”成交价1.15亿元,成为继2010年北京保利秋拍的宋琴“松石间意”之后,拍场上出现的第二张亿元古琴。

出身大唐名家

“大圣遗音”伏羲式琴诞生于公元756年,迄今有一千两百多年历史。时值安史之乱,唐玄宗入川,其子李亨即位,改元至德元年,是为唐肃宗。“大圣遗音”是李亨即位后所作第一批宫琴,制作者正是唐朝最负盛名的古琴制作家族雷氏。

琴名之“大圣遗音”,欧阳修曾在《琴说》中说:“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意思是古琴之制,原是为抒发舜、文王和孔子的圣人之心。

说起唐代制琴的四川雷氏,真是如“雷”贯耳。整个家族自雷俨始,其后雷霄、雷威、雷钰、雷文、雷会、雷迅,皆是名满天下的斫琴名家,其中又以雷威名气最大。雷氏所制琴称“雷琴”,著名唐琴如“春雷”、“九霄环佩”、“飞泉”、“玉玲珑”等,都出自雷氏之手。

传说雷威技艺传自神人,他常在大风雪天独往峨眉山,畅饮醉酒后戴着斗笠进入深山老林,听风吹过树木的声响,从中辨别造琴良材。苏东坡曾有张爱不释手的雷琴,他在《杂书琴事》中写道:“琴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溢,徘徊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

王世襄所藏的这张“大圣遗音”伏羲式琴,据郑珉中先生考证,即是雷氏入宫所造,是唐琴的标准器。古琴有“唐圆宋扁”之说,此琴琴声颀长,通身蛇腹纹,琴面弧度大而厚,龙池浑圆,凤池扁圆,金徽玉轸,极具盛唐大气雍容气象。

王世襄《自珍集》全书第一件藏品即介绍这张琴,他用专业鉴赏的笔墨写到:

“大圣遗音”栗壳色,七徽以下弦路露黑色,遍体蛇腹断,中间细断纹,额有冰纹断。圆池,池上刻草书“大圣遗音”四字。池内纳音左右上下四隅分刻隶书“至德丙申”四字年款……池两侧刻隶书“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十六字。池下“困学”、“玉振”两方印。以上除年款外皆刀刻髹金。青玉轸足,细镂绦结及旋瓣花纹,当为明琢。沼扁圆形。

古人论琴又有“九德”之说:奇、古、透、静、润、圆、清、匀、芳,但兼具“九德”的琴几乎不存在。著名琴家管平湖先生阅琴无数,曾在俪松居操缦“大圣遗音”,之后说:“九德兼备当推‘大圣遗音’。”

鲜于枢曾收藏它

然而,这张“大圣遗音”伏羲式琴,自唐代诞生以后,之后的经历十分神秘,也不知是一直深藏于深宫,还是辗转流落江湖之远。

直到民国琴学大师杨宗稷先生著《藏琴录》,其中有“龙门寒玉”一则说:

“虞君得鹤鸣九皋与李君伯仁所藏独幽及飞泉,锡君宝臣藏大圣遗音,武英殿陈列所长安之年制者五琴,池下皆有印方二寸玉振二字,丝毫不爽。西园主人因大圣遗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学’二字,定为鲜于伯机印,或‘玉振’亦鲜于枢印也。……皆鸿宝也。”

这里一是说北京琴家锡宝臣收藏了“大圣遗音”,二是说“大圣遗音”琴池两侧刻有“困学”和“玉振”方印,西园主人爱新觉罗漙桐认为,这两印皆为鲜于枢的方印。

鲜于枢是元代与赵孟頫齐名的著名书法家,字伯机,晚年营室名“困学之斋”, 自号困学山民,又号寄直老人,为人豪迈,因胡须浓重,人称“髯公”。鲜于枢不仅书艺绝世,也极善弹琴,精通文物鉴定。从这些信息推断,“大圣遗音”问世后几经辗转,曾被放置于鲜于枢的琴案上抚弹,并刻印“困学”。

王世襄“变卖家产”买下了它

继鲜于枢之后,“大圣遗音”可知的收藏者,是民国初年北京古琴名家锡宝臣,锡宝臣之后,便是王世襄先生。

因为袁荃猷师从汪孟舒和管平湖先生学琴,且琴艺高超,王世襄便自称“琴奴”,并四方搜寻材料,为袁荃猷精心制作了一张黄花梨琴案。王世襄虽谦称自己“全无欣赏音乐的能力,听琴只能当一头牛”,但他与众多古琴大师皆有往来,诸如管平湖、杨葆元、汪孟舒、溥雪斋、关仲航、张伯驹、潘素、张厚璜、程子荣、郑珉中、吴景略、查阜西、詹澄秋、凌其阵、杨新伦、吴文光等,这些文化名人和琴家,一直都是王世襄夫妇的师友和俪松居的常客。在为袁荃猷制成黄花梨琴案后,王世襄曾这样回忆这些琴家来俪松居弹琴的情景:

传世名琴曾陈案上者,仅唐斫即有汪孟舒先生之“春雷”、“枯木龙吟”,程子荣先生之“飞泉”,拙藏“大圣遗音”及历下詹式所藏等不下五六床,宋元名琴更多不胜数。案若有知,亦当有奇遇之感。

1946年春,王世襄与汪孟舒一同来到锡宝臣孙子章泽川的住所“访琴”。章泽川深知汪孟舒与祖父锡宝臣是多年琴友,于是同意将锡宝臣旧藏的两件古琴让予王世襄,一把是明代的“金声”蕉叶式琴,另一把便是“大圣遗音”。

为了得到“大圣遗音”,还产生了王世襄的一段“鬻书典钗”的佳话。当时王世襄经济上并不宽裕,于是只好用袁荃猷的三件首饰和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五两,再加上三枚翡翠戒指,这才如愿以偿,其中一枚戒指还是他母亲的遗物,真可算是变卖了家产。

购得“大圣遗音”后,王世襄请青铜器修复专家高英先生为它制作了铜套,并仿旧染色,王世襄的好友、书法篆刻家金禹民先生便在铜套上镌刻道:“世襄荃猷,鬻书典钗,易此枯桐”。此外,王世襄还请管平湖先生调漆灰,为琴安装了铜足套,使得整张琴焕然一新,而琴音丝毫未损。管平湖先生笑着说:“又至少可放心弹五百年了!”

从此之后,“大圣遗音”就一直留在俪松居。直到2003年,相伴一生的袁荃猷逝世,年届九旬的王世襄无限伤心慨叹,于是将六十载夫妇所藏文物悉数委托中国嘉德,先举办展览,之后又进行拍卖,这其中,自然包括“大圣遗音”。

从千年前的唐朝皇宫走来,经由众多古琴名家的抚弹,这张“大圣遗音”最终走入了拍场,成为亿元天价琴。如今,它不知正被放置在哪一处雅舍中,与哪一位雅士为伴,发出幽幽清音,吟唱着它永恒不变的清透和光明。

参考资料:

王世襄《自珍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3月

王世襄《锦灰堆·卷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6月

朱长文《琴史》,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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