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代女服不能算是汉服？

清代女服，指的是满清统治时期（1644—1912年）中国境内全体女性所穿着的衣服，清代女服大致分为两个体系，一个是满族女性服饰体系，另一个是汉族女性服饰体系，前者代表满清皇室和贵族阶层，后者则代表士绅阶层和普通百姓阶层。从清前期到清末，这两大体系相互之间有很大程度的交流和融汇，但主要是前者的满族女性服饰体系影响着汉族女性服饰体系（参考民国时期改良旗袍的出现，汉族女子传统上衣下裳衣着的逐渐消失），后者虽然也对前者有一定影响然而在历史进程中却不是主流。

历史背景：1644年三月，崇祯皇帝自尽，清兵入关，满清侵略者入侵中原地区，随着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和明朝军队的节节败退，1645年，清兵杀至江南，南京沦陷，仅维持了一年时间的弘光小朝廷覆灭，满清侵略者之一的多尔衮，基于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满人重蹈蒙古人覆辙的想法，所以在这个时候颁布了残酷的剃发令和易服令，此举引发了北方及江南各地民众的激烈反抗，多地有不肯剃发而被清兵所杀戮的，还有许多激于义愤，悬梁、投水而死的。而为了贯彻剃发令和易服令，满清侵略者在全国各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针对平民百姓的大屠杀，许多繁华的大都市，皆尽毁于清兵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当时，整个中国，可谓是“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1662年，南明永历皇帝被汉奸吴三桂绞死，标志着满清在中国大陆地区统治的确立，1683年，汉奸施琅率清兵登陆台湾，最后一个武装抗清势力明郑政权覆亡，满洲统治者的心愿：“誓死也要剃掉最后一个汉人的头发，誓死也要换下最后一件汉族的服装！”终于实现，在满清屠杀与民众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终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金钱鼠尾的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

明末清初汉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满清统治者实际上还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让步，发布了“十从十不从的”特令，（这条特令只在民间传说等流传，并未见官方资料的有力证明，因此这条特令的真实存在性值得怀疑）其中男从女不从一条，使得在满清屠杀后残余的汉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饰——汉服女装。为易服而来的血腥屠杀，虽然在汉服女装消失之前就已经停止，但翻阅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未经血腥洗礼”的满清汉族女子的服装，看起来却与其它朝代的服饰是如此的不同。在自然条件下，汉族服饰的存在与演化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很难辨别相隔数千年的先秦女装与明代女装，却很容易区分相邻的明清女装。（网上有中国历代女子服饰演变图，大家可以去搜索看看，明代女子服饰和清代女子服饰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同时，我们又很难说出满清时汉女服饰与旗女的服饰有多大区别。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间，虽然旗女是通体一身的旗袍，汉族女子依旧是上衣下裳的式样，但只要延长上衣，盖住脚面，汉女的这种装束，在表观上就几乎与满人的旗袍一般无二了。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汉服的时候和汉女穿旗装的需要。在满清汉族女装中，大量使用的立领盘扣（注意，这跟明末出现的立领不一样，明立领和清立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产物，别有用心的人会有意将这两者混淆）和琵琶襟，以及紧锁的领口都是满装的主要风格。可以说，至此时，汉族的女服已经全盘满化了。（换句话说，到了清中叶，即是乾隆时期，汉服女装就正式宣告消亡。）

为什么汉族服饰中的女装，最终还是彻底的从汉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们知道，汉民族传统服饰（华夏衣冠）是“以华夏（汉后又称汉民族）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的装饰体系。”换句话说，汉族服饰并非只是一类服饰简单加和，而是具有汉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核的有机体系。

汉民族的文化的肢体是传统的礼法制度、文学艺术、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内核，或者说灵魂，就是对华夏民族的认同。“认同”是一种情感，也是一个方向，她指引着一切具有社会属性的事物（也包括人类），使其不脱离它们本来的归属中心。“民族认同感”则指向着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标志着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整体性、向心性、差异性）。“认同”是汉（华夏）文化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的命脉，始终贯穿着华夏民族文明的发展，她使华夏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更是使华夏文明在与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会丧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说，没有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华夏文明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健康的发展。剃发易服，虽然仅仅换掉了男性的衣冠，但这却是占汉族社会生活主导者的服饰。

汉人认为“定礼之大，莫要于衣冠”，中国历来就有“衣冠之制”之称，所以衣冠是汉族礼法制度的根基，而汉服男装又是这一根基的主导。汉服男装的消失，使汉族社会原有的礼仪制度也随之解体，汉族服饰不再受原有汉族传统法度的约束。同时，满清剃发之时，杀人立威的做法着实吓倒了那些苟活下来的汉人（有“留发不留头”气节的志士仁人都被屠杀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权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汉族原有的“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没。

最重要的是满清统治者成功的淡化汉人对华夏民族的认同情。通过剃发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制造出华夷类同的假象，利用科举收买拉拢部分汉族士绅，再配合文字狱、禁海令等等彻底断绝一切使汉人可能回忆起自己民族属性的途径。一步步消磨汉人的民族感情。汉人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坚持淡化了，更多的却是对统治阶级优越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向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一样）。失去了汉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认同的精神内核，侥幸残存下来的汉族女装，在满清贵族统治阶级的诱导下，向满装变质实是早已笃定的结果。

有人认为满清的“十从十不从”使汉族女装没有在清初消失，所以，汉族妇女是自觉自愿的吸收了满装的特征，”进化”成了清末的样子，所以，满清的女装不是汉族的耻辱。但背后的事实绝不是如此简单。首先不能以是否被迫来判断耻辱程度。清初的汉族男子剃发易服，多是被逼无奈，蝼蚁尚且贪生，更何况是人，这种汉人我们尚能谅解；但是，象吴三桂、范文程、洪承畴身居高位的这类汉奸，为自己的一己私利、荣华富贵出卖国家、出卖民族，为讨好异族主子自动剃头，比被逼更为可耻。

其次，满清剃发易服，是用暴力手段剥夺了汉族男子穿民族服装的权利，但是清初的汉族人，心里并不认同满族服装。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到了康雍之际，有人还是看不惯满式衣冠，这些人鄙薄地说：“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同时感叹明朝的“衣冠文物”。这种讥讽甚至也传到了满清皇帝的耳朵里。由此可见，虽然汉族男装从形式上消亡了，但是汉服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并未立刻消亡，汉族人的“民族认同，自信、尊严、气节、廉耻等等”并未完全消亡。这种意识是潜在的，但始终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汉族人民隐藏的民族意识的折射。

随着时间的推移，剃头令的血迹也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遮盖，这种反抗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完全消亡（一直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和革命党起事时，仍旧存在），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满清标榜的“汉满一体”的衣冠发式，不断地麻痹着广大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汉人的神经。在时间淹没了清初抗清义士的慷慨悲歌之时，更有一批批汉族士人赶往科举考场，丝毫不念及满清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为中国留下的灾难和当年抗清义士的廉耻节义，却争着为屠戮自己祖先的人尽忠尽效。（清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和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唤醒了已经麻木不仁的广大汉人群众。）

满清侵略者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屠戮，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大地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普通的衣冠。伴随失去的还是其背后隐藏着的民族意识、民族信念和民族精神。

满清汉女服饰的满化，也如同男子们的参加科考和辫子的进化一样，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是今天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满清汉女的着装比明朝之前更漂亮。所以汉族女子并非单纯是因为美丽而改变自己的服饰特征，在女装变质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统治阶级的心理屈从，更是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离弃。这是比男子的被迫剃发易服更为可耻的事实。

不过现在有些人不但不以此为耻辱，反而将其说成是民族服饰融合，将其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胡服骑射是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着装便于打仗的优点，华夏衣冠的主要特征，如右衽等并没有丧失，这是华夏民族包容与自信的表现，跟满清的被迫易服不能相比）并论，说成是中国文化进步、飞跃的表现云云；更有甚者，把满族妇女学习汉女裹小脚的陋习（这里提一句，汉女的裹脚在满清时期是残忍的折骨缠，与宋明时期女子仅是为了骑马方便的缠足是不同的）当成典型代表，以为是汉人同化了外来民族文化，沾沾自喜。这种混淆是非、廉耻丧尽的奴才行径，是人类有史以来比吴三桂更加吴三桂的文化汉奸。

灵魂失去的同时，便是躯体腐烂的开始——满清汉女着装的满化，实是满清统治者对华夏文化破坏和对汉族精神全面扼杀的具体体现之一。满装的工艺，虽然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汉族文化，但是满族服饰也有着他自身的风格特征，能够明显得区别于汉族传统服饰，在此这里从五个方面来讲述汉服与满装在外观的区别。

汉服满装同样都是采用平面剪裁，但是，汉服用料，远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在裁剪之时，看上去虽然是平面直线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配合以束腰等手段，就会随着人体的结构，呈现出不同的曲线，无论从正面、侧面、背面，都十分优美动人，和环境共同成为灵动的艺术品。有人说“中国人做衣服不看侧面。”这实际是十分不了解中国服饰片面观点的。汉服不仅重视人体的各个侧面的线型，而且还注重人与环境对服饰的影响。如果说西服是三维的艺术，那么汉服至少是四维（加人体结构和动作）甚至是多维（加气流等环境因素）的艺术。而满清服装，剪裁的时候是平面直线，穿上之后还是平面直线，而且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平面直线。还要强调的是，和服和满装一样，都是直线造型，与汉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现。

松紧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这点与汉族服饰的宽怀豁达截然不同。即使在满清末年，旗人服饰大量吸收了受汉人的影响，也逐渐趋向宽大，但满清服饰的宽松程度仍远远不比了前代。例如：汉族传统服装中，贵族服饰的大袖，不仅是袖径的宽大，也表现为袖子的长度超长。官员与老人的袖子延至手后，又可以挽回相当的长度。而满装袖子要短得多(和服也一样，袖子仅仅到腕，比满装的还短)。汉服袖径宽大时，可达到四尺，而清装最宽时也远远小于这个尺度。这种宽大的剪裁，使得汉服在穿着起来之后，可以行成如行云流水般的流线，随风而动，但却毫不拖拉。而满装，即使是贵族服饰，即使后来袖子变宽，但是这种单纯的加宽袖径、加肥了袍服的做法，不但无现于汉服洒脱的仙道之风，而且还使衣服看起来显得松散逛荡。所以分辩”松紧”，不能只看用料的多少。汉服满装的松紧之别，也是线形之别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满装通常不束腰，所以很少有腰身的体现等等。

滚镶

滚边也是汉服中曾出现的元素，满装的滚边，实是参照汉服而形成的。但是汉服的滚边，多是轻描淡写的一道，为了加固衣领、袖口等等。所以多是单色或绣以简约、主题突出的纹饰。而满装却刻意地强调那道镶边的装饰性。满装能够一件衣服上绣以各色花纹，衣领、衣袖、衣襟、衣裾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但清式服装对细节精致要求的苛刻，恐怕却在此时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厉害最繁琐的地步。

饰物

满清服装的饰物，都来源于汉族艺术。所以很多都能在先代找到。但是，同滚边一样，都是无重点的到处应用，无主题的强行拼凑。本书以妇女头饰为例，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汉女很重视发饰，很早就创造出了造型千姿百态的发髻，华美而不失自然。无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是十分美丽的。而步摇等等，也如汉服之流线一样灵动。很显然，满族妇女是很羡慕此点的。所以旗女也开始刻意装饰头部。满　族最常用梳的头饰叫“两把儿头”(或者叫“燕尾”)。梳“两把儿头”很复杂繁琐，首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饰物叫做扁方，它长约20厘米，宽约3厘米。梳头时要先用自己的头发将发纂的底座梳出，即头后边的“燕尾”，而且还要留下两绺头发。在头顶安好那用黑缎子和铁丝裹好的架子，再用这两绺头发往上梳，从左右两侧经过这大扁方裹住和固定这架子，再在根部插上各种簪子、花穗子等装点起来。这种造型，就如同开了屏的孔雀，只能从正面观看，不能从其它角度去观察，尤其不能从后面去观察。这种浮华表面化的装饰与滚边一样，都是极为肤浅的审美下所产生的“二维”退化品。

拓扑

例一：女子头饰的拓扑图型
汉女和满女都用头发和饰物对头部的进行延展，并在延展区上进行修饰，但是，两种延展方式的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汉女头部的延展区与头部是一个整体的，而旗女则是两截分开的。

例二，襟与衽的拓扑图型：
满装的大襟本是来自汉服的右衽交领，但给人的视觉效果却完全不同，他们的拓扑近似有着本质的区别，汉服的右衽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道完整一体的曲线，而满装却是线与圈的组合。

例三：扣与边的拓扑图型：
在明朝汉服中也曾用过。但并不普及。扣子虽然方便，但是安装在衣服饰上的盘扣，属于短线型，这与汉服整体流畅的长线型风格不符。所以仅在必要的地方，如内衣的领口用一用，而且多是沿着衣服剪裁线使用，如领口等。但是满装，却是在所有的衣服连接处使用盘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滚边上使用。使得原本是已经十分突出的多彩条纹又加了几个突兀”横道”。这样，原来呈平行的纹路上就多了几个截断，形成了几个”叉”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件汉服在制作时，这种明显的“交叉”线极少出现！所有的线条都是平行出现，形成如国画中铁血描一样的线条。而满装，却在自己的衣服最明显的部位“打叉”！破坏了原本的线型结构。从拓朴学的角度讲，“相交”与“不相交”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图形。由上面几点可见，量变产生质变。满族服饰，虽然同样采用汉族的丝绸印染、刺绣纹饰、平面剪裁等等工艺技术。但是汉服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与满装零零碎碎、东拼西凑的风格却是不入的。

服饰风格与民族个性，文化内含和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满族做为落后民族，因为汉奸和中原内乱而意外入主中原，尤如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为了显现地位的变更，所以极力追求最华贵的装饰效果。而肤浅的文化修养，却使他们只懂得去欣赏表象的华丽，而无法理解其内涵的神韵。所以形成了满族服饰矫揉造作、浮华怯艳的特点，不伦不类，实事是审美的退化。可悲的是，受这种“暴力地位强势、文化修养空白”的统治者风气影响，原本因”十不从”保留下来的汉服女装，也和汉族的民族气节、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一起，逐渐退化腐朽，到了乾隆年间，就全盘满化变质，与当时满人的着装风格一般无二了。

“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由此可见，汉族服饰的汉文化主性，神韵，体现汉服的内涵，失去汉文化的土壤，服饰文化也会变质。需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服饰，虽然与汉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其内涵、神韵及灵魂深处早已脱离了汉族传统文化的范畴，所以不能称之为“汉服”。

无论是从以满清贵族阶层为代表的满族女性服饰来看，还是从以士绅阶层和普通百姓为代表的汉族女性服饰来看，前者从一开始（根本上就是外来的服装，游离于当时明朝的华夏衣冠体系之外），后者至少从清中期起，就不能把它们归到华夏衣冠（汉服）体系中，上面已经分析的很清楚，清代女服没有完整一套华夏服饰礼仪的制度支持，没有华夏男子服饰作为设计和改进的参考，而其背后所蕴含的华夏民族意识、民族信念和民族精神，也随着满清残酷的剃发变服、屠戮凌辱、跑马圈地、大兴文字狱、闭关锁国、限制科技等已经逝去。因而清代女服，不能算是汉服，今天汉服复兴者们建立现代汉服体系，也不能拿清代女服作参考和临摹，清代女服对现代汉服的复兴几乎毫无价值，庸俗肤浅的审美观，元素的盲目堆砌，这些都不是汉服应有的特点。

搞清楚清代女服，不属于华夏衣冠（汉服）体系后，那么，对于民国时期，改良旗袍这一种女性服饰的出现，我们就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所谓改良旗袍，其实是吸收了西方女性服饰体现身材，表现曲线的特点，结合满族女性传统服装（旗装）的立领、盘扣的特征，再加入了汉族刺绣花纹和图案，而产生的近现代中国女性时装。前面已经说了，满族服饰，虽然借鉴了汉服的工艺设计，但是，它仍旧不是汉服，因为汉服的文化气质，汉服的文化内涵，满族服饰没有，顶多是照猫画虎，就如韩服、和服也是从汉服学习而来，（要比较的话，韩服、和服比满服更像汉服）然而它们同样也不是汉服一样。而侥幸遗留下来的汉服女装，在清中期也异化变质，之后汉女所穿的服装，也不能算作汉服了，这种服装我将其称为“汉式满服”，即是在构图设计上跟满服没什么差别，只是保存着一些汉式风格，如在服饰图案上采用汉族刺绣。

改良旗袍，其主体是满族女性的传统服装，借用了西方女性服饰修身，显露女性身体曲线的特点，剩下的只是寥寥无几的汉族刺绣手艺和图案，这样的一种服饰，绝对不可能是汉服，试想在民国前汉族女性所穿着的服装，未经西方服饰审美的影响，亦不过是异化变质后的“汉式满服”，早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服了，民国后才产生的改良旗袍，受到了西式女性的服饰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改良旗袍还可能是汉服吗？不可能了！百度贴吧“旗袍是汉服吧”的那群人，不遗余力地宣称改良旗袍也能归于汉服体系，且不讲旗袍只是女性服饰，他们也不思考，清代女服到底能否算是汉服，如果算，那由清代女服的滥觞，而诞生的民国改良旗袍就很大可能是汉服，这要看西式服装元素的多少，有没有触碰到量变和质变之间的临界点，没过这个临界点，那改良旗袍就是汉服。但很可惜，经过我们的分析，清代女服根本就不属于汉服体系之内，满族服饰本来就不是汉服，汉女所穿着的衣服，到了清中期也变质成“汉式满服”，既然这样，那么，民国时期的改良旗袍，亦不会是汉服了，改良旗袍并不是华夏（汉）族的传统服饰，它的定位应该是中国自主设计的近现代的一款女性时装，旗袍属于中国，属于全体中国人，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旗袍不属于华夏，也不属于汉民族，也不是汉服，就像西式衬衫、西式裤子、西式女裙等这类时装，我们不会将它们归到汉服里那样，果真是这样，那“汉服”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汉族人穿的服装，仅此而已，它没有民族含义和文化含义。

（转 花城田雨 汉服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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