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有闪失,“白娘子”连忙用手去扶“许仙”
1955年年初,俞振飞接受梅兰芳的邀请,从港返京合作昆腔戏《断桥》。梅葆玖回忆道,父亲对俞振飞说:“《断桥》我虽然演的次数不少,唱念方面却还是不如南方的细致讲究。”公演前的几个月时间里,俞振飞就住在位于京城护国寺附近的梅宅,对这出戏不断打磨切磋。
“在排演《断桥》过程中,有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事例:戏中白娘子见许仙跪在面前乞饶,又气又爱,一声‘冤家呀’,旧的演法,右手反水袖,腰包,左手空指许仙一下。经他们二位切磋的结果,处理成两个人完全真挚的感情交流。但一次在排演过程中俞老跪得离我父亲近一些,父亲伸手一指,已经指到俞老的额头上了,父亲干脆用力地戳了一下,俞老顺势身体向后一仰,父亲赶紧又用双手去搀住俞老。”
梅葆玖说,那一“搀”是梅兰芳唯恐俞振飞有闪失而下意识的动作,“是自然的感情流露,不是在做戏,是戏中有人,人中有戏”,而后,梅又迅速入戏,又感到许仙太负心,还是不理睬好,于是索性又生气地轻轻一推。这一戳、一仰、一搀、一推,将白娘子对许仙又爱又恨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教台下直喝彩。这一组意外成就的表演就此固定下来,拍进了昆曲艺术电影,也为现在大多数京剧和地方戏《断桥》所沿用。
抗战结束,“俞五爷”吹笛拍曲鼓励梅兰芳出山
现在看来,换作别人,舞台上的这一幕未必出得来。“戏中有人,人中有戏”的艺术碰撞,非有梅、俞二位大师不一般的情谊作为底色不可。
梅葆玖打小就喊俞振飞为“五爷”。“我父亲23岁首次来上海演出时就拜会了俞先生的父亲俞粟庐老先生,此后凡是到上海演出必登门求教。听到了俞氏父子的《游园惊梦》,他说,‘今儿我才听到了真正的昆曲,以前我在北方听到的总觉得不像昆曲,俞氏父子的唱完全合乎我的理想’。”梅葆玖说,自1931年梅兰芳先生迁居上海后,那段日子里,马思南路(今思南路)的梅宅里充满了昆曲沙龙的气氛,俞振飞经常应邀教授梅兰芳一些较冷门的戏。出于对俞派唱腔的推崇,梅兰芳的唱腔里相应地有了一些变化。
抗战胜利后,蓄须明志8年的梅兰芳接受舆论的呼吁,准备重新登上舞台,但由于很久不吊嗓子,连很矮的调门唱起来也费劲。一天,俞振飞抱笛而来,对梅兰芳说了这么几句:您多年没在上海演出了,大家都知道您的情况,只要您登台,哪怕只是露个面,站一站,大家就会很高兴,您唱支《游园惊梦》,我想对逐渐恢复嗓子是有好处的。后来,梅兰芳以昆曲剧目在美琪大戏院复出,获得很大的成功,当他要酬谢俞振飞时,无论是金钱还是礼物,俞都坚辞不收。“俞先生缓缓同我父亲说:‘我们君子之交,淡淡如水。您唱昆曲就是支持昆曲,就是保持昆曲的最好方式’。”这两句朴实的话,在梅葆玖心头盘亘至今,他说,老一辈留下的艺德真正值得深思。
带阳刚入昆曲,他的书卷气轻易学不来
“我跟随俞振飞大师14年,最主要的感受是他对我们民族传统艺术的高度尊重,尊古而又不泥古的态度。”戏剧理论家王家熙在发言中这样说。
众所周知,俞振飞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他独特的艺术印记:特别宽亮和谐的真假混合嗓、声情交融的“俞派”唱法和儒雅清新的形象。例如,他表演李白、柳梦梅、潘必正等人物时,区分了豪迈俊逸与放荡骄矜,风流倜傥与肤浅轻薄之间的界限。俞门弟子薛正康为此会议专门撰文回忆道:“我1939年看过‘仙霓社’的堂会戏,小生的表演以阴柔为主,酸、嗲气都比较重,是俞师将阳刚气带进了昆剧,突出儒雅气度。”
这种艺术特色的形成,与俞振飞擅长诗、书、画,富有文化素质有密切关联。戏曲理论家蒋星煜昨天在会上提出一个观点:俞振飞先生的经典剧目《太白醉写》突出了一个“写”字,于是从“本来没有戏”到“什么戏都来了”;而俞振飞之所以能扛起这么一出需要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积淀的戏,正因为他就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
梅葆玖先生发人深省地说:“俞老在台上,那种自然流露的书卷气不是想学就能学的,它需要厚重的文化底蕴,这一点今天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常和我的学生们说,演员演到一定程度,比的是文化。急功近利,心气浮躁是演不好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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