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古琴之美

宋代政治、军事赢弱,而文化繁盛,琴学上出现了第—部琴史。作者朱长文,字伯原,号乐团,家学渊海,精研子史,于“广览而博求”中稿写出《琴史》六卷,收录自先秦至宋初琴人一百五十六人,至今还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在他的倡导与影响下,朝野上下无不以能琴为荣,古琴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极为盛行,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名士俱以弹琴知名于世。

宋太祖与唐代宫廷古琴备受冷落的时况迥然不同。自宋太宗始,宋代帝王均十分好琴,宫廷中设有琴待诏。宋太宗赵匡义在至道元年(995)曾“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谱三十七卷”,命待诏朱文济、蔡裔给人们演奏。宋徽宗更是嗜琴如命,他曾搜罗当对南北名琴绝品,并专设“万琴堂”来收藏这些名琴。其中最为名贵的是唐代制琴名匠雷威所斫的“春雷”琴。宋徽宗精于弹琴作画,善作诗文。传世名画宋徽宗《文会图)、《听琴图》即其生动写照。

名琴“复古殿”乃是宋琴中的翘楚。最早作为宋太祖赵匡胤的掌上爱物,此琴形态柔美,音泽有力,时如铁骨铮铮,又如青丝细缕,有御笔亲题“御书之宝”篆刻于此琴之腹,视之为平复异族,建国昌盛之信物,代代相传。南宋时宋朝后世子孙于临安建“復古殿”,在殿中抚琴慰藉故国难返之情,并亲提“虞廷清韵”与“復古殿”于琴腹,是为琴名,也是借琴抒怀复国之情。

千年復古殿古琴绵延传承,经历几番朝代更替,辗转收藏于几代琴家之手,经千年岁月沧桑仍留传于世,实为传奇可贵。 2006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举行的春季拍卖会上,医药巨头步长集团总裁赵涛先生作为赵宋后人,以总价4,936,000港元的天价拍得宋琴“復古殿”,创下宋官琴拍卖纪录。2009年,因折服于陈雷激大师的过人德艺,赵涛先生不吝将掌上至宝慷慨相借,并投入1000万元保险为名琴保驾护航。

文革新运动振奋了士人的精神,塑造了宋朝一代文人的人文特质。这对于古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儒家的琴乐审美观由于传统的势力和统治阶级的支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道家的琴乐观受同时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多地呈现出释、道的融合。宋代的琴乐审美在儒、释、道的对立与交融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对于后世,尤其是古琴表演美学集大成的论著《溪山琴况》(明.徐上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琴乐的审美继承了儒家经典思想。如朱长文《琴史》虽系史论著作,同时也表现出儒家的音乐观念:“君子之于琴也,非徒取其声音而已,达则于以观政焉,穷则于以守命焉”。而范仲淹则认为“将至四海先治琴”(《听真上人琴歌》)。这些谈琴的观点明显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影响。

儒家认为音乐的首要功能是教化,所以其美学的出发点是音乐服务于政治、礼法等。儒家在琴乐审美方面特别提倡“平和”,即强调音量、音域、速度等方面的适度,超过一定的阈限,则成为了排斥的对象“淫声”。儒家尚“平和”,故排斥郑声和悲乐,这种审美观在历史发展中越来越成为文人之“雅”与民间之“俗”的重要区别。

宋代对于古琴的审美思想一致持续的影响了中华民族很多年,甚至是古琴这件乐器本身,也有不少自宋代传承有序的保存至今。民国名媛,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充和先生就曾经和一把名为“寒泉”的宋琴相伴63年。

一九四八年底,张充和、傅汉思新婚不久,经上海赴美。著名琴家査阜西告诉张充和:你们到了美国,去国会图书馆找我的一位朋友,我存放在他那里的古琴“寒泉”,就是给你们的结婚礼物!从此,“寒泉”陪伴了张充和一生,须臾不离。许多年以后,张充和说起收到的最佳结婚礼物,凡三件,第一件便是“寒泉”。

后来,张充和先生在海外听闻了查阜西先生的死讯,非常悲痛,便取出自存的査阜西录音《潇湘水云》等等一起与饶宗颐欣赏,唏嘘久之,并写下了第一首纪念査阜西的《八声甘州》词,饶宗颐步韵和了一首。“文革”后期,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逐渐趋向平稳,许多人与海外亲友也都恢复了联络。一九七四年,张充和得到了查阜西还在世的消息,“喜极”,再赋《八声甘州》,两年后又抄录了托二姐张允和转交故友。就在他们恢复联系后五个月,査阜西去世。张充和为他写了第三首《八声甘州》,对查阜西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评价,并充分表达了故人的情谊。

可以说,宋琴“寒泉”不仅浓缩了琴人之间高山流水般的现代佳话,也体现了中国文人最精致温雅的传统,还具备了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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