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派”之别,古已有之,而今时琴家颇有淡化之意,似乎分门别派为一易起纷争、有违冲和之事。实则不同琴派的存在,不仅是一客观事实,也是琴坛丰富多彩的表征。若以琴学而致精微,于琴派之别实宜详究。古人于此多有阐述,应非出于轩轾高下之心,当为琴道正传之不得不然也。
早在唐代,琴家赵耶利即有“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真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时之俊”(《琴书大全·圣贤下·赵耶利》)之说,分别吴派、蜀派之不同。至宋代,又有浙派流行。明代琴坛以浙、江两派为主。明清之际,江苏常熟有虞山派崛起,抉汉唐以来琴道之精微,崇尚“清微淡远”。虞山琴风,一时蔚然,不仅风行当时,并对后来数百年琴坛影响甚巨。
虞山派继初祖严天池《松弦馆琴谱》之后,又有徐青山《溪山琴况》问世,集古来之大成,以二十四况总结琴学精奥,被推为琴学正宗。徐青山本人也名重当时,被誉为“今世之伯牙”。清代又形成了在近现代影响极大的广陵琴派,以飘逸跌宕、绮丽缠绵之琴风为众多习琴者所喜爱。《澄鉴堂》《五知斋》《蕉庵》等广陵琴谱,流传相当广泛。直到五十年代,以查阜西先生为首的古琴采访组,仍采访录制有泛川派、诸城派、广陵派、九嶷派、岭南派、新浙派、浦城派、凤阳派等琴派的琴曲,可见传统琴派之丰富多姿。
琴派基本以琴风分,不同琴派所操琴曲有不同之风格,如虞山派之清微淡远,广陵派之婉转跌宕,泛川派之雅正幽远,九嶷派之雄派之雄奇苍古等,皆极有特色。另有梅庵派之抑扬,中州派之高古、岭南派之刚健等,也皆有鲜明风格。而琴风之形成,一般认为是地域、师承、传谱、气候等的产物,实际上不能忽略的是各派所传承的琴道观念(今所谓“美学思想”,实质远非“美学”两字所能概括)。
这可能是影响各家琴风的更深层的原因。如中和、雅正、清丽、和润、恬淡、虚远、古朴、宁静等,最能体现琴乐之特质,为极大多数琴家所推崇,绝非地域、传承、琴谱、气候等所能决定,实为琴道正传之必然。无论哪家琴派、何种风格,若与中和雅正、静远淡逸之基本意境相去甚远,便也失却了琴乐最宝贵的东西。事实上,琴风不只是一种艺术风格,而实际是操缦风格和深层意境的统一,是一个琴派琴道观念与操缦者个人之人生修养的体现。因此,往往有同一个琴派,同一曲子,因不同演奏,风格极为相似而意境相去甚远的情况;也往往有不同琴派所奏所奏同一曲子,即使传谱不同,而意境甚为相近者。曹柔指诀云:“左手吟猱绰注,右手轻重疾徐,更有一般难说,其人须是读书。”也即是说指法关乎风格,意境须是“读书”。而琴风,则是艺术风格与修养意境的统一。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发达,传统琴派中受地域、传谱、师承、风俗等等影响的因素,种种差别将越来越小,甚至会趋天消失。因此有人认为琴派之别乃古代社会交通不够发达的产物,将来会在现代社会的融合中逐渐消失。但若考虑到琴乐中更为本质的“意境”内涵,则琴派之别将会长期存在。重视乐以兴德、养性修身,静以致远传统琴道观念,与趋向表演化、大众化、“音乐艺术”化,两者之间琴学观念的不同,必然会体现于琴风的不同。
这使我们想到古时关于琴派的另一分类,即有儒派、山林派、江湖派之不同。《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谓:“弹琴要辨派,而后不误所从。所谓派者,非吴派、浙派之谓也。高人逸士自有性情,则其琴古淡而近于拙,疏脱不拘,不随时好,此山林派也。江湖游客以音动人,则其琴纤于靡而合于俗,以至粥奇谬古,转以为喜,此江湖派也。若夫文人学士适志弦歌,用律严而取音正,则其琴和平肆好,得风雅之贵之遗,虽一室鼓歌,可以备庙廊之用,此儒派也。辨别既明,不可不从其善者。”
山林派、江湖派、儒派之别,基本即是琴风中意境之差别。今时琴坛已无“山林”“江湖”“儒派”等传统之名了,但操缦意境之差别实无古今!古代琴书中常见的“琴为圣乐,君子涵养中和之气,藉以修身理性,当以,道言,非以艺言也”(《诚一堂琴谈》卷一)等基本观念,今天,可能会被目为“高雅化”,作为不利于古琴普及的陈腐观念,甚至视作有碍古琴“大众化”的负面因素而抛弃。但就古来琴道的本质而言,若失却此基本方面,则琴将不复为琴,中华琴道或就此绝响;而琴,作为中华上古传下之所谓“民族乐器”,也就殊不足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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